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

我觉得此话有理，两手抱紧他的腰，然后只感觉车子神经质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听见老夏大叫：不行了，我要掉下去了，快放手，痒死我了。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

这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在疲惫的时候有两条大腿可以让你依靠，并且靠在上面沉沉睡去，并且述说张学良一样的生活，并且此人可能此刻认真听你说话，并且相信。